首页 >

【评论】20世纪艺术精神与泼绘艺术

【评论】20世纪艺术精神与泼绘艺术

——李魁正的艺术求索

2013-05-03 16:53:26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徐恩存
A-A+

 

题解


  每一时代的艺术,不管它具有怎样的超越性,即使它本身以抽象或半抽象的超前面貌出现,也总是或隐或显地与其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20世纪艺术精神表现在它的艺术整体之中,它总是深入到赖以存在与出现的时代之中,对于90年代出现的泼绘艺术,考察其时代、进而是艺术的独特性,才能较为充分和准确地理解它的精神、意义、价值及其表现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它与同代艺术间存有的差异与同一。


  20世纪水墨艺术,特别是世纪末,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层次上展开,使之进一步趋向整体化,除自身遗存下来的传统因素之外,加上哲学、科学技术、文化与审美因素的作用,“整体”成为渗透一切,且至高无上的东西,从而使以独自抒写个人哀怨、胸臆的中国水墨艺术陷于困境,中国水墨因而被历史置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整体”对个体狭小天地的取代,使中国千年传统的水墨感到自身“意义的匮乏”和“虚无”。在艺术观念领域里,长期以来规范性的理性得到加强,理性在过去是与它所赖以建立的感性相统一、相谐和的,但在近期却变为独立的、片面的力量,在失衡的状态下,以其固有的抽象性消解并取消着生动的生命内容和感受的个人性。正是如此,敏锐的艺术家们痛感“传统的失败”这样一种最终的历史状况。


  虽然,中国水墨具有与生俱来的形而上特征,却未必自觉意识到“笔墨当随时代”,更未觉悟到去表达人类心灵与宇宙的契合和宏观世界景观的呈现,在世纪末,这种缺憾愈深愈烈。


  同样是面对一种客观的世界状况,不同的艺术家所取的主观态度是不一样的,这表明了任何时代的艺术从总体上看都有其多样性。


  面对着20世纪,特别是世纪末这一解构与重建的历史际遇,不少中国画家表现出沉重的忧虑和严肃的责任感。他们不仅是时代精神的深刻揭示者,而且还是这个时代艺术精神的探寻者和表现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寄寓了对人的心灵与生存空间的新的追问与探讨及自身的丰富体验。正因此,他们的努力显示了文明发展所开拓的新审美空间和文明发展迄今为止达到的新高度,他们的艺术创造是解构与重建并立的一种全新的美学观念。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画坛上的泼绘艺术,便是在历史时空中应运而生的文化符号;它与中年画家李魁正的名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强调“整体”与“分析”的时代,“画家不是再现自然的工具,亦不是延续前人面貌的机器,创造时代的艺术风范是当代画家的使命。”“我们应该以时代的更高境界和理念,以现代审美意识和情趣重新体察、发掘和表现花鸟世界,以主观精神和创造意识赋予花鸟新的时空和品性,以寻找自我心灵世界和大千宇宙的契合点。”李魁正如是说。


  李魁正的泼绘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样式,它既不是传统文人画的泼墨,也不是张大千刘海粟的泼彩,更不是赵无极刘国松的现代胶彩与拓绘,因此,它不同于“泼墨”、“泼彩”或“水墨”、“胶彩”等样式。“泼绘”,是立足于20世纪末的人类文明成果、对世界的宏观认知、择取传统水墨的简笔泼墨的手法与精神内涵,同时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形式意味与美学旨趣,所建立的一种带有抽象表现意识的现代意象表现绘画样式。


  在这种超越具象的文化符号中,它体现了“回到本身”的现代艺术精神,在大开大阖、起伏跌岩的气势中契合了阴阳互动和宇宙精神与宏观世界图景。


  因此,李魁正的“泼绘”,是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重要的艺术现象,也是20世纪水墨艺术精神的独特表达。


一、艺术精神与文化符号


  体现20世纪艺术精神的“泼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符号性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李魁正的“泼绘”之所以超越了花鸟画范畴;而具文化符号的意义,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过去经典水墨中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互动、生生不息所暗合着的黑白关系;泼洒与留白处理中的智慧质素;东方神秘主义在墨色幽冥晦暗中的传递等。泼绘的光色辉映、磅礴大气的浪漫激情与高度敏感,都显示了一个现代艺术家及其艺术对置身于伟大转型时代的明确意识。因此,“泼绘”不同于传统与当代水墨画之处的是,它走的更远,它在用墨用色中常常不加节制地、大起大落地以险处逢生与倾斜失衡的骚动、挥洒去构造图式,使之具有惊心动魄的视觉效果和浑然雄健的阳刚之气与震撼力。


  无疑,在这里,“泼绘”所表明的是那种更重文化精神,更重在艺术和想象领域中去征服未知世界的超前企图。


  当然,在通观、审视一系列“泼绘”作品之后,印象会更加完整。


  无论对经典水墨遗产的接续是如何充分,泼绘的新艺术精神毕竟扑面而来,而且产生着前所未有的艺术震荡,并表现出有别于传统艺术的那种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发生着巨大变动的20世纪、特别是世纪末艺术精神基础的必然作用。20世纪中国水墨艺术,越至晚近,它的整体内蕴就变得越来越丰厚、越深沉,琐屑的具体、细节的描绘也越益消失在不可把握的整体化之中;稍加注意便能发现,简炼代替了繁琐、凌厉代替了缓慢、强悍代替了缠绵、整体代替了局部,宽广明朗代替了无病呻吟;李魁正的泼绘以不拘小节的墨色气势、浑然力量、宏观图景契合了时代精神,并表现为一种对浮华与表象的摒弃,而呈现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思考。


  自90年代初开始的“泼绘”,是画家呕心沥血之作,它是历经了精神旅途的艰辛和实践的苦苦操作。就李魁正而言,从70年代末的工笔花鸟画到80年代中的没骨工笔,再到90年代的“泼绘”,其思考的形式并未全部导向外部行动,更主要的还是专注于文化意绪的灌注和精神内涵的储存;事实上,他是在矛盾之中,以悖论的思维形式出现,以充分的理念反对某种偏狭的理念来确立自己的艺术观念,并完成作品的。


  首先,李魁正“泼绘”艺术的前提是以开放的图式取代惯用的封闭图式,把局部的对大自然的感时伤怀转移到文化与精神方面,将否定的锋芒指向旧文人花鸟画的矫情与狭隘;其次,李魁正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传统花鸟画单纯致力于描绘外部现实及表层自然关系的艺术方式,而重视对主体深邃内在世界的揭示,把目光投向更为宏观、深远、广大、神秘及心理感受等陌生领域,当然,他采取了自己独有的精神表达方式——“泼绘”;最后,他以色、墨交融的光感体现新韵致和刚柔相济之美,以演奏虚静与律动、撞击与和谐的交响乐曲,使之有别于传统花鸟的套路及审美样式,并带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抽象色彩而呈示出现代艺术之精神光彩。


  “泼绘”在艺术精神与表现方法的重大转变中,相对于传统精神而言,是具有革命性的;相对于当今世界的现代艺术精神而言,是毫不逊色的。这样,我们看到了“泼绘”艺术所表现的20世纪艺术精神是建立在其文化符号意义上的,因为“泼绘”艺术是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是在开放的眼光中借鉴西方抽象艺术的,是把解构与重建的现代意义统一到20世纪艺术精神之下的。


  具体的讲,便是一种对传统经典的否定之否定,拼屏了陈腐的浅薄的美感、过时的魅力、久远的图式等封建文化特征。因此,也只有在这样一个理解基点上,才能把握“泼绘”艺术蕴含的20世纪艺术精神的主导特征。


  将花鸟形象概括、筛选、抽离、重组为凝重的色墨图象,并于其中抽象出一个更形而上的“整体性”感觉,并把它看成是一种当代的艺术精神及文化符号合成的主要原因,将它置于传统经典的对立面上,既反对既定空间的统一性,又反对与之相关时间上的有序性,试图从一个包容性极强而又独特的存在方式中寻找新的美感形象、精神力量和文化意义,并在“整体性”的艺术震荡中突出了个性。


  整体感中的鲜明个性,是李魁正“泼绘”的最突出的艺术精神取向。于是自我个性与独特把握取代了千年延续的僵化范式,绵延取代了静止,差异取代了完善等等,从当代人气质出发,向既成秩序反叛,一旦从束缚中解脱,也就自然表现出脱离传统范式的自由感与轻松感,才能出现那无拘无束的冲化融渗、多遍泼积,获取光色辉映、色墨浑成的整一结构效果;因而在艺术史上,特别是近现代艺术史上,“泼绘”将以其精神深度和文化含量闪烁着无可替代的光彩。


  激荡、热情、无拘无束的光色交辉与色墨泼绘,反衬了传统水墨理念的苍白。“泼绘”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开始自己的挑战与反叛的,并以自己近于本原状态的张力、速度、神秘来承载艺术精神和文化含量,在展示出自由状态下的精神存在和纯粹性,进而在特定的艺术表现中直接反映出生命的动态过程,使“泼绘”本身成为一种良好的存在方式,这种表现方式不拘定法,打破生命运动与人为操作的界限,生命感直接注入色墨浑然的形式之中;因而,以《莲塘交响》、《秋变奏》、《清韵》、《新国色》、《春深》、《荷魂》为名的泼绘系列便以一种流溢的、跳腾的、纷呈的、震荡的、幻动的气势震撼着欣赏者。


  请注意,泼绘的气势与传统花鸟的美感,是震撼力与魅力的区别,是动人与感人的区别,原因当然还在于精神与文化含量使然。


  总的来看,20世纪末的“泼绘”,是李魁正对水墨精神的全新展示,一方面是缘于转型时代的震荡、冲击、激扬与启示;另一方面,则是在思考之中隐含着精神力量与文化底蕴的渲泄与喷发,乃至进一步导向新生的愿望和抉择。


  “当然,面对我们的是一个世纪末人类在人文、科技、社会、和平、自然、生态、宇宙等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与抉择的严峻时刻,现实为艺术家提出了新课题”,李魁正面对着过于强大的艺术史的客观逻辑的难以变动性,显然,更倾向于从内在性格的方面,强调精神性,并结合浪漫的精神气质去设定自己的艺术目标的。画家的这种气质使他怀有巨大的创新激情,同时也因而离开形而下层面去追求自由、率意,激扬、震荡、神秘等超越性价值,我们可以由表及里地从他心理特质中寻到其根源。


  再就是,“境界至上”的思维旨趣使之获得形而上层面效果的,由于想在更抽象的层次以及“回到自身”的方向上来回答和解决当代水墨艺术面临的诸种难题,而抽象思考自然就不悄于顾及具体的花鸟形状、色彩诸因素,离开了形而下的现实境遇,以一种模糊性、抽象性的语言方式来代替实在的花鸟画语言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显然,李魁正的“泼绘”为自己确立的正面目标是过于精神性和文化性的,是在一个否定的目标下带有很强烈实验性质的艺术现象。它们不象过去时代的艺术,受着一个正面美学原则的指导,分明是在解构前提下的艺术探索;存在于艺术结构内部的个人气质、性格,造成了感受、进而是表现方式上的异端,这种不同一般的感受,乃是更新艺术观念的基础。


  因为,任何描述乃至评价都会带有一定的方向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以20世纪艺术精神作为评论李魁正“泼绘”艺术的参照依据和背景;“泼绘”,无疑是20世纪中国水墨艺术中独立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是中国传统艺术打破封闭状态同人类文明进程一体化的尝试和努力的成果,它体现了中西文化交互影响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及中国艺术与世界沟通在实践上的可能性。

二、告别古典主义


  艺术观念在更新,美学思想在嬗变。


  历史即将踏入21世纪的门槛。时间、空间全面规定着文化艺术的进程,社会的转型,催动着文化艺术跨越了封建的中庸之美,启迪当代艺术向古典告别,使之成为一种生命的自觉。当传统水墨被输入了崭新血液,从酣睡中苏醒过来,便一扫明清艳俗之气,且背逆了中庸平和的传统审美标准。


  我们看到,中国绘画的古典魅力日趋式微,它那缘于古典美感的风格、意境、魅力不仅与当代审美需求产生着错位,且对于生活在新世纪前夜的人们本身也失去了魅力。它既不能适应当代感性生动的审美意向,传达复杂、丰富的现代心理层次、感受,又囿于水墨特定的质的规定性而缺少向前发展的可能性。


  敏锐的中国画家大多意识到这一两难处境,在创作实践中程度不同地背离了传统的轨道,在技法、题材、风格、表现原则上或进行修正或进行反叛。李魁正属于其中深思熟虑者,他敏感到传统中国水墨的生命已经在蜕变,而新的生命需要新的形式、语言来表达;任何艺术,任何审美风格,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这一复杂生命物种之永不消逝、永具现实意义的守护神。


  从80年代末期,李魁正便在工笔画创作中以弱化线强化光而令人瞩目。那幅作于1988年的《清气》便昭示了他向现代艺术观念的起步,向古典范式的告别,不再耽于对古典魅力的痴迷,而是扬弃了墨线勾勒,在渍染中显出骨法,甚至不乏水墨大写意的“笔踪”;此外,还充分发挥画面的色彩冷暖对比转换的精微表现力;这种“现代没骨”尤如沉寂画坛中嘹亮的号角,一扫陈腐之气,以充满活力的全新面貌焕发了古老艺术的青春。


  从“新工笔”到“现代没骨”,是通过对线的退隐和光色的主导功能发挥,实现告别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而90年代初的“泼绘”,则是通过以色、墨的激荡奔突,以强烈的动感不受法度约束的色墨互动,颇具大泼墨写意的抽象表现化与现代没骨的意象符号化结合之神韵,以此向古典宁静淡泊的美感魅力告别。


  “泼绘”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水墨告别古典魅力的巨大历史转折。这不仅是花鸟画种的兴衰、更替,重要的是,一种新兴的绘画意识、观念的产生。中国水墨不再是在静谧中求超脱的“第二生存方式”,不再是于宁静和谐中充溢着感伤和忧患,不再陶醉于花鸟虫鱼的小情调与游戏人生的笔墨把玩。


  “泼绘”,不论是理念的呼唤,还是感性的表现,不论是哲学的抽象,还是神秘的直觉,它都不是凄冷疏淡的逃避,而是激情热烈的对世界的介入与把握。短短几年间,“泼绘”以总体的审美风格特征,以充满力度艺术语言及渗透东方哲学的神秘色彩,呈现了充满活力的生命感性形式。这对历来以阴柔为美、以和谐为美的传统花鸟画艺术与中国水墨艺术的美感、魅力乃至心理态势不能不说是一种反叛和有力挑战。


  前所未有的黑沉沉的墨色,幽瞑深邃,色光的熹微、明朗,放逸了的形状,使墨韵如海之莫测,形光色墨的强烈视觉冲击力,显示了对生命直觉的关注;中国水墨走上了新的极端;“泼绘”带着当代人生命的强辐射,带着当代人情绪的扩张,不看重形象感人的魅力,而看重生命颤栗的曲线;在那奔涌恣肆的黑潮翻滚之中所留下的墨渍,表达的是思想深处的熔岩,是不能安静的灵魂骚动,是意象的直觉感,是潜意识的冲动;自然中的花鸟形态没有“泼绘”中的微妙与幽秘,即使有,肉眼是看不见的,只能是畅神般的想象与形体的自由放逸。在《荷魂》系列、《莲塘》系列中,色墨的恣肆、意象的如梦如幻、情绪的自由随意、理念的高深莫测、画家主观心理的凸现、灵魂的披露,伴之以象征手法、变形手法、意识流手法,通感乃至色阶、墨层的跳跃性结构,多层空间与交迭的时间等,汇成一股强大的感性生命潜能之湍流。这正是告别古典魅力的新艺术的震撼力之所在。


  在“泼绘”中所流动着的感性生命,最少逻辑的规范、理智的束缚、世俗的濡染,因而,色墨都表现的最自由、最伸展、最开放,也最富现代精神。这说明告别了古典魅力的李魁正在追求“泼绘”的内在形式与心理意绪的同构时,他自身的生命与现代精神的物化形态之间的恰切契合。


  由此可见,个人的气质、个性、心理结构、感觉能力的分歧将是一切艺术观念、流派、风格的最后和最本质的分歧。一些人永远不愿挣脱已有的模式而迈出新的一步,而另一些人也永远不愿面对艰险而退后一步。这里,我们分明看到,李魁正“泼绘”的一些基本形态是完全与古典魅力不可同日而语的:浓郁的神秘色彩、淡化了的物象外部逻辑关系和对生命现象及内部本质的追求。这不仅决定于一种心理感应的主体素质,而且决定于告别古典魅力的勇气。


  “泼绘”因告别了古典魅力而获得非同寻常的意义:


  1、从束缚走向自由。


  中国传统水墨发展到成熟的顶峰之后,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笔墨程式,主要表现在意象的密集凝聚,用笔的严格要求及章法的规定与诗、书、画、印的总体格局上;它们使古典水墨有了精致含蓄、典雅隽咏的特点;但是,象李魁正这样一些革新者敏锐感觉到这些特点是以牺牲水墨语言表达的自由流畅和牺牲感性生命活力为代价的,它虽然境界高古、含蓄典雅,却缺乏生动的个性与感性生命激情,甚至划地为牢、固步自封限制自身的自由表达;难得“泼绘”,勇于舍去程式的樊篱;代之以自由活泼,并根据情绪波动与内容,境界需要挥洒色墨,那种将错就错,随意洒脱的语言自由表达方式充满了现代人的激情;运用现代艺术语言,打破旧的艺术程式,都是为了挣脱限制与束缚去获得自由和表达现代人的情感意绪。


  “泼绘”与传统水墨之不同在于前者的非贵族化,以画家生命的投入,以想象、直觉和幻象,运用自由的语言结构方式,创造了一个光色交融、色墨浑然的深邃艺术世界;无疑,它显示了这种探索精神层面上的启迪与升华。


  2、直面人生。


  “泼绘”与中国传统水墨的差别,在于时空跨度不同,面对的基本人生命题不同,在需要直面当代人的情感意绪问题时,传统水墨在情感和理智方面便陷于自我与自我、自我与外界的矛盾冲突之中;不及“泼绘”那样,能自由锐敏表达现代人精神、情感现象的激情与骚动,并在全新的语言方式中将它们深化、升华,为它们寻到精确、清晰的表达和赖以存在的结构,给人们以心智的启迪和生命节律的感动。“泼绘”的出现是从打破传统水墨形式,解放水墨语言体系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当代丰富的人生,高远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智慧的洞察等等,才能被包容于其中,超越了魅力,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


  3、平面与立体。


  “泼绘”与传统水墨的区别,还是一种感觉与运思方式的区别。传统水墨在漫长的时间中形成一套严整系统和操作方式,却忽略了水墨艺术自身特质及其结构方式的“无边性”;而“泼绘”则不同,由于它打破了外在的形式镣烤,就得在色、墨、水的运动节奏中注入情感与生命内容,并使之呈示为一种突破传统平面化的多维空间景象。这种多维景象指向的正是人类丰富的心灵,它具有精神与质素的纯粹性。“泼绘”大象无形“般地色墨泼洒与精心勾勒施粉的”天籁般效果,可把诸般情思融于抽象之中,借助跨越时空的想象,使情境、意象具有独立感。《荷魂》系列,极美的色墨布局,天然适度,它是“荷”那莫测朦胧,变形抽象的形状,然而其意蕴却又超出“荷”本身,精神溢出画外,这里有生命的感悟与精神的追求;在大面积的墨色中,墨层显示了复杂性,墨韵透出了情感取向,而精心设置的留白处的荷花,则作为光色与墨色形成反差,在色墨、黑白的互动中给人以一个复杂的感受,一个无法直接用语言表达而只能会之以心的复杂内容——冷艳、冷峻、冷逸的合一感觉,这是一种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情思和意蕴,也是与传统花鸟画的最大不同之所在。


  4、老态的成熟与生动的创新。


  “泼绘”在20世纪末登场,有它的必然性,决不是画家李魁正个人可以为之的。在客观上,有着“兴废系于时序”的外部原因,而在内部看,则是因为传统水墨发展到极致——太成熟、太完美了,以至于形式完全公式化、语言模式化,很难有松动的余地;站在生命发展的立场上看,凡成熟、完美到极致的东西,结果必然是走向老态的成熟;因此,“泼绘”的出现便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在这里历史必然性是一个标准,艺术质量又是一个标准。


  “泼绘”的诸多作品:《荷魂》、《莲塘》、《清韵》、《秋变奏》、《春深》、《沐浴》、《听雨》、《出尘》等,站在艺术的角度,是属上乘佳作的,在写意泼墨般地挥洒中,意味、情趣、形式、节奏、语言织成了浑然一体的和谐,飞动热情。这种生动性是传统水墨所不具备的,色墨的抽象铺陈,光色的精致处理以其生动活泼给人以领悟与撼动,远比纯粹自然美的具体刻画生动深刻;这里要指出的是:与古人花鸟画相比,“泼绘”是通过情境的生动表现了意思,而不似那种把意思强加情境的作品;因而,它的语言是有质感、有震撼力的。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李魁正的“泼绘”无论在质素上,还是在结构与语言上,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形成了新的审美趣味,全面地与古典水墨美感魅力诀别。“泼绘”的艺术震撼力,首先在于强有力的情感、灵性的自然流露,它的内蕴精神是直接体现在色墨互撞的感觉与想象之中的,因此,语言的智慧与灵性在此就显得十分重要;或许,这正是“泼绘”艺术的关键之处。


  “泼绘”对艺术语言的提炼,使它从摹仿表现语言上升为文化符号的抽象表现语言的重大使命得以完成;就目前而言,“泼绘”显示了中国画语言艺术的一种全新形态,它具有精微、气势、情韵、色彩、节奏、智慧等因素,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和完美统一。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画必须要造就伟大的探索者与冒险者,否则,其语言的老化、文化精神的衰颓,将导致其退出人类文明舞台的下场。


  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价李魁正“泼绘”告别古典魅力的价值所在。

 

三、语言的觉醒与解构的图式


  从“泼绘”的艺术特质及艺术样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艺术语言是实体而不仅仅是工具”这个重要思想的体现。画家李魁正是紧紧抓住这一点,激发起色、墨作为语言的觉醒与激情的,使其“泼绘”展示为一种对固定模式的“解构”,从而获得全新的艺术意义。


  李魁正在“泼绘”艺术的操作中,坚持以发现艺术语言自身的实体性为原则,而力避用哲学的范畴加以生硬的表现,在实践中,他十分看重语言自身作为实体的重要性,就实质而言,“泼绘”是语言的艺术,色与墨在“无序的有序”中被整合,超越任何其它因素;这样,古典水墨艺术大厦开始动摇,因为,色、墨作为语言成为一切的尺度、中心,具有主宰的意义,这正是“泼绘”不同于传统艺术的显著特点,即其“解构”性。


  “泼绘”,以解构的方式,使作品具有一种独立和“客观”的本体存在意义,如果简要分析一下作品便会发现其语言特点:以《荷魂》系列为例,在大面积墨色的包围之中,光色成为“画眼”而为人瞩目,墨色本身不仅在空间上产生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作用,还因其多变的层次与韵致,呼应着渺远幽秘深处的光的幻象——“荷花”,这是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变体荷花,喻示着黑暗空间中光隙的来源,整个画面象“时间隧道”一样;由近至远为深暗的墨色,邈远处则是明亮的光色,穿过黑暗,射到我们眼前,强化了空间意境的玄学色彩;应该说,这种层层渍染、渍泼、渍冲、渍绘是对传统水墨的大胆解构,是突出色、墨语言实体的成功尝试;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色、墨作为语言不是被创造者,而是创造实体本身;2、色、墨作为语言内部的构造性,在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有机联系,并以整体组织性质,在整合为图式时具有潜在的自我表达、自我协调机制,它因而显示出“解构”的方式。


  从特定角度来看“泼绘”的语言特点,其中的“形式”便是不可被轻视的,相反从语言的结构性来看,“泼绘”作为绘画的实在性就是形式的实在性,或至少在后者的限制之下。


  为此,李魁正扎扎实实解决了“泼绘”的语言问题。


  诚如我们在“泼绘”作品中看到的那样,他一反常规冲破节制、打破均衡与和谐,在貌似随心所欲与无拘无束中组织自己的语言、图式;使所有的语言元素在其间呈同时性展开,而非线性的叙述性,由此,解构了的“泼绘”构成了独具特点的“共时态”语言方式。


  我们对“泼绘”的分析,导致了极其重视语言结构方式的观念:艺术创作的核心已经由“画什么”移到“怎样画”上来了,而且,“怎样画”不仅包含了“画什么”,也包含了形式和内容,我们在李魁正诸多“泼绘”作品中,读到了“用什么方式表达”就是“表达了一切”的朴素道理。


  “泼绘”的语言结构方式及表达方式的选择,显示了一种现代性,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语言的觉醒”。印象派绘画在艺术史上的意义,无非是发现了色彩和光不是描绘物象的媒介,而是它们自身直接构成绘画本身的那种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即具体的艺术问题上来说,“泼绘”的概念愈益显示出现代性:它在形而上层面得到伸展;在语言上它以其抽象质素带来了命题的新意。


  在本质上,“泼绘”摒弃了“描绘”,而坚持回归到艺术的“本性”,这使“泼绘”艺术除却了虚无色彩,而根植于其自身的实在性;这将使“泼绘”在自己目力所及的新领域里不断推进自己。诚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传统文人画在用笔的高度上已难企及,而在施墨的高度上尚有余地”,李魁正的语言觉醒与解构方式都建立在这一点上。


  以“墨”的余地为契机,李魁正遵循着自己“天籁”般地手法直接呈示给欣赏者一个色与墨的具体存在;同时,又遵循某种独特的形式,建立无序中的有序,这种看似平常的做法实际上很富有创造性,既把这种艺术放到结构性的本体位置给予重视,又不把这种结构看成不可分析的神秘的抽象。画家的初始意向未必完全与最后完成的效果有什么一致性,但是,“泼绘”的内在组织结构里始终蕴藏着令人应接不暇的丰富变化和崭新的、出其不意的各种可能性;“泼绘”给我们在图式上提供了不可穷究性,即“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读者眼中的泼绘”,这亦是解构的结果,也是因为这种图式的组成,使其具有一种独立的艺术特质,并来自于它的自我再造能力,这种构造性是“泼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也是一切超越具象的艺术作品的重要方面,仿佛是一个魔方,随时可以按照新的组合重新构造自身;可见,“泼绘”只存在着某种结构——即整体性、转换性、自身调整性,而不存在“理式”;换言之,“结构”在“泼绘”中意味着动态的机制,因而有着构造的属性,“理式”则是意味着静止的固态而非构造的,是一种俗定的属性,否则,便不会有今天“泼绘”的自由、奔放形态。


  “泼绘”的构造属性,所尊重的是色、墨语言的无限再造能力而非画家初始是何种意图。


  李魁正的“泼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项解构的艺术工程,而不仅是一种方法,因为其中含有极为复杂的精神与物质成份;而解构的要害是反泥古不化的水墨传统。所谓反传统,表现为对传统水墨的颠倒、置换与主次倒置,严格的说,是将传统水墨图式的序次进行置换,在“反常规”的方式中,呈示出一个人言言殊、永无定论的色、墨世界,使之更具外部视觉效果与内部涵量的丰富性。


  因而,解构的生命力正是在“泼绘”语言游移无定的色、墨、光之中得到孕育的。


  确切的说,李魁正的“泼绘”建立的是一个解构的框架,使原本传统水墨体系中的语言元素在新的文化座标中重组,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在纵向、横向的两极中,构筑了现代意义的“泼绘”艺术,有了自己特定的存在形式。诚如在《莲塘》、《荷魂》、《清韵》、《秋变奏》等作品中所表现的,水墨汪洋恣肆、色墨交辉、凝重浑然,体现了一种由平面向立体,由简单向复杂的多层次递进的色、墨结构;并作为心灵对象化的图象,谋求一种多维空间的建立;在这个空间中熔铸了语言的现代性,生命意识的涌动,宇宙世界的宏观图景等多层次的有机复合体;它致力于精神世界的形而上层面的情绪化表达和复杂经验的聚合,造成了水墨图式的纵深感——绵延的时间感和深邃的空间感。


  由此,我们领略到“泼绘”那种“风行水上”,或“云行空中”的超然于有形之上的境界,其用心捕捉艺术精灵的苦心孤诣是不言而喻的;给人以一种审美的新质,这是以立体的、空间的艺术语言,创生出“泼绘”的氛围、气韵、格调、情致,这便是色、墨互动作用产生的“场”。“场”型的色、墨语言元素表现为一种高级层次,一种复杂的形式,一种更富有创造活力的语言,一种“全息的”语言空间。


  以《荷魂》系列之二为例,墨韵之美作为基调,使墨色于深沉、幽冥、神秘、幻化中转化为色彩元素,在淋漓率意的墨色之中,使之更具表现型与抽象性,大团块的节律,强化了整体气势,高扬了构成和光色的现代感,在迷朦之处,花与叶、色与墨、黑与白统一于氤氲的时空之中;画面效果颇具“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意味;其意象,荷花、荷叶,枝条都在重意象的剪接、组合、转换、变形、夸张、随意、跳跃之中构成了“场”的张力,这是一种“结构——空间”的审美原则,是对传统水墨成功的解构,改变了线性水墨语言的平面感,产生了“无形处皆其意”的“全息”立体空间的艺术效果。


  解构为李魁正“泼绘”带来了“物外传心,空中造色”的艺术境界。


  这里,任意的语言元素都可以与周围任何方向上的语言元素加以粘连、焊接、触碰,对前者发送后馈,从而改变了审美定势中的“荷”的形体意象。比如,荷叶已幻化、变形为黑沉沉、幽冥无边的空间与“时间隧道”,对应着荷花,莫若说是以黑色空间的深沉去对应光源,这种“对峙”与“映衬”,形成了心理张力,遂产生令人惊心动魄的美感;况且,“黑”不只与“白”相关,也与“色”相关,三种色的关联顿时焕发出许多“超以象外”的联想,增添了许多远比实际丰富得多的玄秘色彩。这是“泼绘”中的色、墨作为元素进入创作中流通时的一种“瞬间整合”,一种基于艺术知觉之上的整合。这种重整体而轻琐屑的结构方式,更趋于“宏观整合”,使有限的意象产生无尽的意义,是“泼绘”最具现代性的一种特征。


  我们可以看出,“泼绘”对当代中国水墨的十分重要的贡献在于,画家试图把呈平面、线性的中国传统水墨语言改造为在空间中生成的“场”型色、墨语言。


  艺术从来是基于艺术家对于人的世界理解之上的。在李魁正看来,人的感知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充满了偶然性、特殊性的,而缺少所谓的连贯性和因果性的,但传统艺术却注意于陈规戒律的不可逾越,使之缺乏生命活力与动人的震撼;在李魁正看来,艺术表现,特别是抽象表现的关键在于抓住“独特的一瞬间”,这是一种由各种夸张、变形的片断构成的意识空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代之以一种新的绘画语言与形式结构。


  应该说,李魁正的“泼绘”表现的不仅只是自然界中的花木,更是心灵中流动的情感,他选择的是心灵中微妙的内部“语言”向外部无拘束的直接倾泄,并以“网”一般的空间关系,共时性的在画面中展示瞬间的独特感受,让人顿时产生感觉、想象、幻觉、情绪同时扑面而来之感,并受到某种震撼。


  从《荷魂》系列之二,可以看出,李魁正不取在各种语言元素上谨慎斟酌推敲上稳实地下功夫,而是着意于自由挥写内心瞬间感悟的形态物化,所以,他选择了“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的施墨方式,满纸激荡,这一切凭借的全是激情涌动中的心向和知觉,作品就在“灵动”中成就。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化,事实上,李魁正的“泼绘”要复杂的多,只不过他很注意保有“现场”与“现时”创作的激情,使之不论在创作的任何阶段,色、墨语言自身都能在创作中进行创造、升华。


  李魁正的一些作品用色相当单纯,只在墨色变化的基础上,略施一、二种颜色,在单调的调色盘中,以“瞬间整合”的方式,造成了变幻万千、神秘莫测、墨气四合的审美效果,这种冲破材料限制的边界性,使李魁正的“泼绘”达到了一种高级的美学境界——浑然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在沉沉墨色之中,看到永恒的光色,看到宇宙运动的生生不息,画家偏爱的“黑”,既是意义的黑洞,又是永恒的摇蓝。


  艺术史表明,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之所以能独步画坛甚至独领风骚,是因为他对某一创作原则的理解和表现方面有独到之处,又能在创造性的运用这一原则时,表现出敢于“超越边界”的勇气,成为某一领域的开拓者。


  我想,“泼绘”及其创造者李魁正的深远意义,亦在于此。

 

四、宏观世界图景


  看李魁正的“泼绘”作品,人们会不约而同的产生这样的错觉:忘却了这是花鸟画色、墨演绎的结果,而会徒生置身高天远地之中,聆听风云呼号,看宇宙世界宏观图景的忘我感觉。


  “泼绘”作品,让我们看到的是:


  一、以墨为主导,以色彩为辅的图式的无序冲撞,构成的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宏大景观;


  二、墨韵包围光色,大面积墨色烘托精微地光色,在恢宏的气势中表现了沉默中的喧哗,静寂中的骚动;


  三、墨、色关系,黑、白关系,虚、实关系,浓、淡关系,絪缊与幽晦、浑茫与明暗等关系,使之具一种超边界性,有限时空因而转换为无限时空,展现了宇宙般宏观世界图景的莫测与玄奥。


  我们正是从以上三点,大致感受到一种“知黑守白”所暗合的宇宙运行大道,从一个方面感受着有序中的消泯,虚无中的创生,瞬息间的不朽,永恒之中的流变,这是表现的、抽象意味的艺术的宏观图景。


  李魁正正是在这变幻无定的云烟迷朦的色、墨变化中捕捉到一种精神性化生的“语言”的,显见,这种“语言”具有自己的高层空间和深层空间。“泼绘”所构筑的宏观世界正是基于此点得以建立的,或者说,在此导引下打开宏观世界的沉重大门。《荷魂》、《清韵》、《秋变奏》、《莲塘》、《出尘》、《欲曙》、《禅意》等,都有一种开阖聚散、起伏跌宕的磅礴气息,阅读“泼绘”作品,不仅有贸然闯入神秘世界之感,还有一种开掘浑沌的欣喜,这里闪烁着神秘的天光,照亮了莫测的寰宇,完全被“思接千载、视通八荒”的“场”型色墨语言张力所包围,这是一个突破具象描绘的抽象语言,并赋予它以人类生命本体意义的观照,这是一种包含了生命意识全过程的广义的创造,这种抽象、混沌的语言,内含着生死、光暗、时间、空间、天地、宇宙等,栖居着真实的生命活动、心灵撼动与宇宙运动,在特定的“语言”操作中包容着生命的沉沦晦蔽、精神的澄明敞亮、宇宙天地的浩荡渺远、神秘莫测;色、墨语言,人的生命及宏观世界原本是三位一体的东西,真正的语言必是宏观世界的语言,真正的宏观世界必是人的生命世界,我们正是在“泼绘”语言的通道上走进这一宏观世界图景的。


  由此可见,“泼绘”是因为作品的构成形式,语言的演绎,气息的流贯起伏,体式的删繁就简,及其与历史的关联、社会生活、时代精神、文明传统、外来文化等诸方面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摒弃小格局组合,进入较大格局的组合,由局部性抽象表现进入全局性抽象表现的,藉以展示一种总体性的运动方式,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不是连缀起来的枝节、片断,而是一种独立的、对世界总体把握的独特方式,它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构成与规律性。


  李魁正把“泼绘”引向这种更广阔的空间,于是,隐藏于色、墨之中的宏观世界图景,便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无疑,这是一种视野的转移,也是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转变,这与他长时间以来,执着的建立宏观的、整体的思维和与之相适应的创作手法,所付出的艰苦辛劳不无关系,这一切构成了画家表现宏观世界图景的起点。


  在李魁正那里,使中国传统水墨转向现代,走向宏观则是一个自然趋势。长期从事艺术探讨与艺术实践,使他从新工笔转而为没骨工笔,令人耳目一新,嗣后,他又震聋发聩般地推出“泼绘”,给人以震撼;这种从严谨向自由的转变,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从魅力向震撼力的转变,成就了画家所预期的艺术目标:捕捉大感觉、抒写大印象、把握大调子、营造大境界;达到了单纯洗炼、整一大气的视觉效果。


  足以证明,李魁正已经建立了自己宏观世界图景的总体框架,已经寻到了这种大气磅礴的语言表达方式,已经把握了自我心灵世界和大千宇宙的契合点。传统水墨不乏宏观经典之作,诸如范宽《溪山行旅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毕竟带有很大程度的直观色彩,同今天“泼绘”所展示的宏观世界图景不可同日而语;李魁正的“泼绘”所展示的宏观世界图景来自于以知性对以往艺术现象的冷静分析,它有着明确的观念和自觉的艺术理想目标,并试图建立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操作方式,这一切有别于他人的做法,使之获得了一种新的属性。


  倘若,把绘画语言在今日分为市俗的和严肃的话,那么,市俗则契合着今日的大众消费文化特点,显出一种公共通用与流行的特色,它缺乏生命所必须的进取意志和创造力,这是一种充满商品气息的与被磨损殆尽的语言;严肃的绘画语言与生俱来的带有典雅的属性,它是从人的本性中生发出的语言,一种本真的语言;它萌生在灵性的深处,存活于人的精神家园,它是生命的呐喊与欢悦,是生命在生存过程中的自由创造,是人对于澄明之境的纯真体验,是艺术家对宇宙人生的诗性表现;李魁正的“泼绘”语言属于后者,这种狂放不羁、巨浪翻滚的施墨方法,重要的不是其作为语言的表层法则与结构,而是它所蕴含的精神能量与“场型”语言张力,即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无声处的惊雷”的效果。我相信,面对“泼绘”深沉的墨色、墨层、墨韵,面对深不可测的意义“黑洞”,都会感觉到一种深邃的精神及一种震动。


  譬如,李魁正在“泼绘”中大量运用的“墨色”,仿佛是一个强烈激荡的“震源”,在不同的画面里有着不同的寓意,每次出现都充满郁郁勃勃的生机,都骚动着生命活力和奔涌的气息;这“墨色”的意象正是画家长期苦苦追求的理想实现,是画家念兹在兹心神向往的梦幻,墨色在李魁正的“泼绘”中总是给人以新鲜而又神秘的感觉。在墨色的意象里,显然不仅只是李魁正个人的经验,还蕴含着一种普遍意义的关于“墨色”与黑暗、幽秘、深邃的原始意象的公众经验;人对黑暗、幽秘、深邃生来就有与黑色相联系的感应能力,画家就是要把这些缘于生命的原生感受付诸于“泼绘”语言;李魁正晚近的“泼绘”,以色、墨语言揭示给人的意境更为阔大、悠远与浑茫,他不满足于既有的发现与表现,他要发掘出更辉煌、更宏大的生命空间;他试图从东方哲学意义与西方抽象艺术精神的结合中去重新认识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价值。他一步步走向深邃、走向空灵、走向虚幻、走向生命的最初栖息地,走向无际无涯、恢宏磅礴的浑然抱一的世界,这种饱满与永恒、没有边界的亘古时空,就是宏观世界图景。


  在这个由色、墨、光构成的宏观世界图景中,我们发现这样两个不同的层面:


  一是画家的艺术精神,表现的主体的直觉和天才;二是“泼绘”的语言质地的特色,表现为抽象表现的技巧与格局;前者属于经验的范畴,位于“泼绘”的深层,是色、墨、光的潜在内容;后者属于色、墨、光作为语言的表现形式,位于“泼绘”的表层。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画家及其作品的恢宏图式与丰富内涵。


  看来,“泼绘”的抽象表现方式是切近内部感觉与心灵状态的,因为其形式本身就是情绪的、心灵的,因此,易于和画家的内部感觉状态对应起来。一个明显地事实是,“泼绘”的宏观世界图景,不再是对物象的模仿和再现,它被赋予了浓厚的精神意味,“形象”存在于精神之中,是一种精神的形象,它们保留着暗示、隐喻和想象的痕迹,诸如,《荷魂》、《莲塘》那漫无边际的墨色、那精灵般的花蕊及光色等。


  显然,画家心灵的宇宙,那片絪缊浑沌,那种潜意识的潜流,那生命博动的本原体验,是需要一种非无非有,亦虚亦实的东西给以表现的,需要自由灵活的形式,需要抽象写意的表达,需要更加心理化、情绪化的语言。从这个角度去看“泼绘”,很自然发现它内含着这样两点:西方艺术的理性高蹈与中国艺术的神韵飞扬的结合;西方艺术的生命激情、点线面构成与中国艺术的意味隽永、神遇无迹、意境悠远的结合;《荷魂》系列、《春深》系列、《莲塘》系列的雄浑风采已远远超出了花鸟画题旨意趣,色、墨互撞产生的雄浑,给人力度、气势之感已不是花鸟画命题的质素,而是宏观世界所内蕴的气势;“雄”则横抱太空,“浑”则气塞天地,这种大力无敌、元气未分的“雄浑”亦是宏观世界图景的本质属性。


  再看《荷魂》、《莲塘》、《春深》、《出尘》、《晨风》、《永生》等作品的色、墨雄浑的丰厚充盈与意境深邃旷远,更感到超然象外的玄秘,真是“一片神光、更无形迹”,叹服其墨如海潮、因日成彩,光不在内,亦不在外,即无轮廓,亦无系理的无边形态,此时,才醒悟到画家把握世界方式的卓然不群,及他追求宏观图景表现的目的。


  就是说,在简洁的色、墨中,在二至三种色彩中,在以墨为主的包围中,以极单纯的装配方法,实现了图式与表达的陌生化。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家在设置格局中的难度,选择意象的出其不意,情景的奇谲,结构的怪异;整体的诡奥,令人在重重的色、墨与情感屏障前不得不连连惊叹,这样便大大增强了感受的时间和感受的力度,这显然是画家的艺术策略。其中,既有宏观图景的影象,又有画家心灵的生成物,心灵在色、墨构成的图景中进行着极为复杂的换算,换算的结果无法使之完全吻合,但却也是神秘的、微妙的,是更加接近无边而浩瀚的心灵世界的。色、墨因而由单纯产生出更为广阔的心理空间,才有所谓宏观图景的出现,它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又是自由广阔的天地,在与人的心灵共振之中超越了自身符号系统,生发出新的涵义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色、墨作为语言元素在被读解的同时,又在创造和丰富着自身。


  宏观世界图景是洋溢创造生命活力的结果。


  李魁正是以一种几近先锋般的精神打破旧的艺术的稳定秩序的,人类的艺术语言、结构、形式是应不断更新的,陈旧的积垢如果不及时清理,自由天地也会变成垃圾场;因此,“泼绘”的宏观图景也显示了艺术语言的嬗变;变化了的、更新了的“泼绘”语言,不但疏通了人们心灵的航道,构筑了宏大的艺术工程兰图,也是时代转型的前奏和标志。


  打破并超越旧的艺术秩序,是一个过程,一个由变革和运动组成的总体,通过发展、巩固现有探索成果及潜力去否定旧的艺术秩序是“泼绘”的内在动因。传统水墨程式的基本命题在“泼绘”面前已失去意义;“泼绘”不是僵化的程式延续而是一种富于广度、深度的艺术创造,它让我们看到了传统艺术秩序的悲剧;“泼绘”的宏观世界图景,充分说明色、墨作为自身价值意义的真正被认识的时代正在到来。


  艺术规律的揭示,不能不使人反思,静止的艺术秩序的继承与探讨,作为命题有无必要,应该按动态过程去理解艺术秩序,无所谓固定不固定的秩序,一切都是对象性地存在和发展着,人类总是在挣脱观察与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中获得发展与升华的。


  李魁正为之努力不殆的“泼绘”是挣脱对象局限性的结果,因而,它显示不凡的品格,显示出宏观壮阔的风采。

 

结语


  不论未来将给李魁正何种历史评判,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已为转型期中国画艺术提供了独创的、新颖的艺术样式这一事实,是有目共睹的。独创的、新颖的艺术样式,主要是指其“新工笔画”、“没骨工笔”及“泼绘”,特别是“泼绘”,它所襄括的人文精神内涵的深入性是以其学术性的合成为重要标志,诚然它尚未竣工,但透过结实有力的骨架,可以辨析出它那坚实厚重的整体轮廓,或多义复杂的与人文精神不无关联的整体性构架;无疑,它的意义是深远的,时间将会显示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李魁正的“泼绘”艺术,是艺术与文化的双重构成。我的理解是,他对“泼绘”的关怀,与其说是艺术的关怀,莫若说是一种文化关怀,价值关怀。这正是“泼绘”的“新”意所在,价值所在,也是它具有现代意义的原因所在。


  “泼绘”艺术与文化双重构成的特点,是李魁正对水墨艺术的拓展与发挥,创新与变革,它以更大的文化含量、精神含量、美学含量编制了新艺术语码。这种使水墨与文化结缘的艺术构想与实践,既是时代使然,也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泼绘”作为艺术本来就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由此看来,“泼绘”的产生乃是水墨的精神还乡。


  李魁正之所以钟情致力于“泼绘”,在于其艺术视野的开阔,对“泼绘”语言的总体把握及形态的选择,图式的建构都有其鲜明的个人特点;所以,他和他的“泼绘”是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画坛引人注目的现象的,也有资格成为学术界评论的对象,因为,“泼绘”是当代中国面临文化转换时的艺术现象,是带有双重转换的性质,即不仅要冷静的审视传统,还要迎接20世纪末及新纪元现代文化的挑战。


  “泼绘”所体现出的现代性是预示了从近代开始的中国水墨革命到今天为止的成果;其现代性的功绩,表现为率先以极端逆反乃至“怪诞”的艺术方式来扭转传统水墨的自恋癖,即唤醒自身,使对自身的价值评判从天真转为清醒,以便在业已变化的现代画坛格局中重振水墨的地位;它意味着,当代艺术无疑比近代观念成熟多了,因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水平已达到有史以来的至高点,其任何举动都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严峻地影响到当代人及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艺术走向。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泼绘”在中国文化转型的20世纪末出现,含有相当深厚的文化重建意味。所谓文化重建,无非是为中国走向现代提供相应的新价值参照,以显示古老民族在走向一体化现代世界时的全新精神风采、思维方式及全新的观察世界眼光。我们考察某种艺术形态的优劣新旧,只有一个尺度,这就是看能否有助于透示出人和他的世界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赢得了意识的觉醒和精神的解放。


  站在20世纪末与新世纪黎明交叉点上,“泼绘”正带着某种新的意识觉醒和精神的解放,显示为一种自由与焕发的生命色彩,打上了鲜明的历史脚步的印迹。


  “泼绘”,用来指称一种色、墨、水、光的绘画状态,并赋予一种高层次文化品位,无疑是十分纯粹的,并且从其间的行云流水、间无阻隔气势的逻辑动力感中可能摸到一种自觉、觉醒与独立意识。


  艺术的自觉。李魁正在“泼绘”中将其作为纯语言艺术,并进而将艺术作为独立于其他因素之外的审美精神创造——就其行为自觉而言,它更展示了一种精神层面上行为方式的高度,走出了传统的“文以载道”,在自觉中召唤新的艺术生命和现代精神。


  人的觉醒。这是艺术自觉赖以发生的内在动因,就是说,支撑李魁正“泼绘”震撼力与艺术自觉的支柱,是他对生命激情与活力自由焕发的珍视,于是,一切都不在是苍白的无病呻吟与冷漠的出世咏叹,而脱颖为有刚性、灵动、不倦探询生命意义的外化形式;这一点,李魁正较之“五四”前驱的林风眠等人,不但显示了继承性,也更为纯粹、更深挚,更富于生命意蕴;可贵的是,李魁正“泼绘”艺术精神的核心正是于此引向宇宙意识,这也是他为“泼绘”树立的文化品位的美学标尺。


  精神的独立。可以看出,在“泼绘”艺术的总体面貌中,李魁正告别了古典主义,而潜心于研究艺术的本质、规律、理想、语言、图式及艺术化的生命意义等;与历代中国绘画相比,李魁正“泼绘”在精神与图式、语言方面均获得传统绘画所不曾有的艺术精神形态;就此而言,有仰赖灵性或直觉的,靠悟性和创意,可以赢得表面的表达;而高层次精神,则要在形而上层面靠智慧与灵性的把握、顿悟、筛选与组织“感觉”,去芜存菁、化零为整、删繁就简,一以当十,以难得的澄明与浑然一体的凝重及精炼动人心魄;显见,李魁正以其“泼绘”,推动了中国画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冷漠走向激情、从“潜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型。


  20世纪末的“泼绘”是以李魁正的名字紧密相联的,正是在这个时期里,他有条件返顾中国绘画的利蔽得失,身处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氛围之中,酝酿了他艺术观念与艺术思想的成熟,这样,“泼绘”自然是出于画家深层心灵感应或契合而形诸于笔墨的,仅仅是因为“泼绘”的激扬、动荡、亢奋对应了他心底的价值符码,两者的共振转化为“泼绘”的解构图式与色墨张力。李魁正是吮吸传统绘画乳汁成长起来的,成熟之后自然会毅然走出低谷与圈定的狭小天地,继而是视野豁然开朗,毋须完全仰仗传统苟活,传统绘画的营养作为艺术之旅的沉淀物,必然伴随着现代意识的引进而淡化。事情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看表面,李魁正割爱了赖以成长的传统,在艺术形态上无疑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李魁正“泼绘”所显示的选择倾向,反而更贴近中国水墨画的本质,至少他在使中国水墨画逸出藩蒿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周围的世界名利聒噪,“安贫乐道”的古训已不合时宜,李魁正却苦恋于色、墨、水、光之道,心无旁鹜,伏案笔耕,与他钟情的色、墨娓娓对话,终于奉献出“泼绘”艺术,并将“泼绘”日趋推向高度。


  这表明李魁正是知世知己的彻悟者,他知道自己的历史责任与义务、他的潜力、能力及优势,他清醒地为自己定位;他发现历史亟需添补的空白,恰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在自我成就与民族文化终极需求中及现代化的步履匆匆中找到一个和谐的接合部,而不是让急功近利的急流来泯灭自我理想与自我追求。


  现在看来,第一时期的佼佼者所以能超拔于他人,主要得益于恢宏胸襟与独特的观察世界眼光,这样,才能敏锐地以自己的学识表征该时代的文化意向,又达到相对成熟的学术水准;我觉得,李魁正正是这样的画家,“泼绘”亦是这样的作品。


  或许,多年以后,人们追溯20世纪末中国绘画的转型过程时,不能不去谈到李魁正和他的“泼绘”艺术。